日前，京东宣布将逐步为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随后，美团也宣布，将开始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
消息传来，叫好声有之，担心相关举措“一不小心反而折损了骑手利益”的声音亦有之。
想让平台福利保障举措落到实处，究竟难在哪儿？有没有可能找到“最优解决方案”？
记者走访了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人工智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葛天任。
平台经济要发展劳动者的权益要保障
上观新闻：从2018年开始，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同济大学校团委、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支持下，您连续五年带领同济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团队，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群体的生活、工作和发展状况，开展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听闻一些平台企业针对骑手福利保障推出新举措，您有何感想？会引发一些人担心的“好心办坏事”现象吗？
葛天任：从2018年到2023年，我们的研究跨越了疫情，也见证了外卖快递员群体在疫情期间为城市生活保障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已然成为城市运行须臾不可离开的“生命线”。
为期五年的实证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这个群体及其工作对于城市基本运行与生活保障的重要价值，也让我们深切感到，原来有很多人对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及其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缺乏基本认知，不仅不够尊重、了解，更缺乏基于共情的认知。
从这个角度而言，日前听闻一些平台企业针对骑手福利保障推出新举措，我个人的第一反应是“确实是好事”。希望这些举措得到企业用心的落实，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与支持，能够持续推动全行业的改变，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上观新闻：您强调“用心落实”“关注支持”赢赢顺配资，是因为这些举措的实施注定会面临比较复杂的情况或困难吗？
葛天任：外卖快递员从事的是平台经济下的新型职业，具有新的雇佣劳动关系。数字平台经济的管理方式不仅重构了数字劳动新模式，也带动劳动就业模式变得更加个体化、非正规化。由于该劳动就业模式更加个体化、非正规化，客观上就给界定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正当权益带来了难度。
当前，平台企业有两大类用工形式。一类以灵活就业的临时骑手为主。一类以稳定的专送骑手为主。尽管后一类用工形式的劳动主体相对更稳定，但因为骑手是和站点签订劳务用工协议，从法律上说，平台企业和骑手之间不存在直接雇佣关系，因而没有义务给骑手提供五险一金。在目前赢赢顺配资的法律下，我国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平台有义务要给所有的劳动主体，不管是众包也好，还是专送也好，提供五险一金。
困境的突破点在于，社会各界近年来十分认可新就业群体对城市生活（尤其是超大城市）的贡献。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从整个业务流程的角度看，骑手的劳动是完成订单不可缺少的环节，就可以认定平台与骑手之间具有实质雇佣关系。既然存在实质雇佣，就可以认为平台有义务承担骑手的社会保障。
然而，相关的立法工作始终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在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平台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的张力，主要通过公共政策的介入来弥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京东等企业基于长期经营发展所需，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出优化相关人员福利保障举措的决定，是值得点赞的。
徐汇区漕河泾街道为关爱新就业群体设立了“小哥驿站”。驿站内配备了空调、桌椅、饮水机、手机充电头、医药箱、雨衣等小哥所需的常用物品。驿站外设置了骑手停车区域，配备电瓶车充电桩。图为站内社工邀请外卖小哥加入群组，方便交流和接受更多公益关爱。
走出结构性困境更需实事求是、量化研究
上观新闻：在法律尚未调整的情况下，公共政策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葛天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发挥维护秩序、搭建平台、合法监管的职能，维护平台企业和骑手群体的合法权益与合理诉求。在现行法律下，倡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改善骑手的基本保障和基本福利。
目前，部分行业龙头企业通过为骑手购买商业险来临时解决保障缺失问题，值得持续观察。除此之外，还应倡导企业多多关注外来户籍骑手、生活困难骑手、残障骑手等群体，以确保他们在遇到困难时拥有可靠的救济手段。
第二，加强平台经济行业规则建设，发挥工商联、工会等人民团体的实质性作用，鼓励外卖快递员群体有序参与立法、政策制定过程，倡导骑手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多多建言。
从长期来看，修订法律的过程也有赖于行业内部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发声。政府要尽可能咨询多方意见，骑手、工会、平台企业、站点的声音都应该被听到。五险一金怎么确定合理的比例、怎么交、怎么体现骑手的自主意愿，长期用工和短期用工如何界定和甄别，福利安排上如何界分，都应该充分地予以讨论。
如果整个行业明确存在实质雇佣，那么哪怕劳动者只在平台上工作了一天，也要按照与一天对应的标准，获得应有的福利和保障。
充分讨论一方面是各方应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实事求是、尊重问题本身存在复杂性的应有之义。
伴随着智能平台加速迭代进化，一些自主无人技术应用推动了“无人配送”“低空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的发展。只要这些技术应用的孵化和探索不停歇，随时可能引发平台经济的重塑、涌现更新的城市生活服务业态。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天我们在为骑手群体提供福利保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会随着智能平台核心技术的迭代进化发生新的变化。
但无论智能革命与技术迭代的未来如何，我们都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态度，提前思考“数字递送工人”的职业发展前景，关注他们的职业发展现状。
在为富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积极为骑手提升福利保障的企业叫好之余，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学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诉求，引入量化研究等科学工具，围绕业已存在的社会治理课题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
冬季既是民生供给保障的重要节点，也是骑手安全保障的重要节点。一些外卖平台向各地骑手发放防寒物资、提供餐饮和充电宝使用优惠、组织免费体检并启动严寒应急机制。 新华社发
为新就业形态领域注入活力与希望
上观新闻：您和学生在调研中发现，数字递送工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劳动工作性质与生活系统失衡，大部分数字递送工人选择默默承受这种难以平衡的状态。研究成果发表后，在您看来，这方面的问题有否得到改善？
葛天任：调研成果得到公开发表后，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社工部高度重视骑手群体的保障问题；平台企业内部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上海市级社工部、工会、市场监管局纷纷加入行动，与我们联系，希望进一步开展深度研究，讨论如何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和社会支持。
在上海，不少街道社区推出“小哥驿站”等公益性质的服务设施，有的区还提出了“打造骑手友好型社区”的想法。
从面上来看，新就业形态领域的福利保障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积极完善中。除了更完善的劳动保障与社会保障，更完善的工资增长机制，更健全的休息休假制度，数字递送工人得到的社会支持还包括解决居住证办理难题、集中解决安居环境、增进社会交往等。
杭州一名保安与外卖骑手发生冲突，因外卖骑手下跪而引发广泛关注。类似事件屡有发生，折射出行为边界、基层治理、平台规则等深层次问题。畅通配送“最后100米”，共建“骑手友好社区”，仍需进一步推动制度建设。 新华社发
下一步，我感到，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鼓励骑手发声，另一方面，我们的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应该更进一步地密切与骑手群体之间的联系，尤其要多为生活上存在困难的骑手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
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可以考虑在驿站、站点等场所的明显位置，公示各种投诉、便民渠道以及具体联系途径。方便骑手遇到问题时，可以第一时间与对方取得联系、获取必要的帮助和咨询服务。其实很多资源都是现成的，如果能够通过政策上的设计、推动加以集成，一定能够取得更积极的效果。
考虑到大部分骑手的工作区域比较集中，主要就是围绕着若干街道、社区进行，社区层面不妨开设热线电话，方便骑手在遇到问题或纠纷时，可以及时沟通、反映情况，让相关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在这方面，街道曾经设有建筑工人工资拖欠问题热线电话，收集骑手的合理诉求，也可以参考这种方式。在基层治理工作下沉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工青妇组织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必增加基层社区的工作量。
此前，在市总工会的推动下，某平台企业的党委聚焦骑手们的急难愁盼问题，联动平台内外资源，围绕“衣食住行用”开展“五个一”服务，包括一个站（骑士驿站）、一张床（骑士公寓）、一顿饭（骑士餐）、一个码（“碰一下”进门码）、一点碳（换电服务）。类似的帮助骑手安居乐业、引导骑手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的举措，都非常值得点赞和传扬。
这些举措的顺利落地不仅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赢赢顺配资，也能反映出企业所在的社区、城市的温度。而这些，终将成为为新就业形态领域注入活力与希望的温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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